六  基督教对于中国民族思想之贡献

基督教与儒教之结合，不但从基督教改进方面与救济西方文明方面来着想，大有此种必要，便是从中国民族固有思想方面而观，也觉必须走此一着。我对于此，有两种感想：应作为本问题之前引：

（一）按照历史所诏示，若一种文化与思想，能时时吸收他种文化与思想，其文化必更发展更丰富。若故步自封，不与外界相摩相荡，则必停滞不进，而日就萎缩，以至完全绝灭。我国儒家思想，在汉晋时代，跻于“独尊”，没有别种思潮接触的机会，以致在六朝时，奄奄不振；到后来得与佛学激荡调融，遂产生宋明性理的新学术。我们要是能保持祖先遗产，则对于西方思想及文化，尽可大开城门，放胆容纳；马克斯好，牛克斯也好，达尔文好，达尔武也好，一齐都来，何必战兢恐怕，作硁硁然小人哉的行径？况且近代寰宇大通，地球缩小，世界各种思潮，如大气之传播，无隙不入。故居今日而论各民族学术文化的交互，只有自然的吸收与排泄，再无人工的反对与欢迎。因为你欢迎他，他也要来，你反对他，他也要来，我们再不能取闭关主义。今日先急之务，断在自强肠胃，预备屠门饕餮，并须牢记细嚼缓咽，则菁华自然会吸收，而营养我身体。如果自已肠胃不健，自己学术不振，对于外来的东西，又囫囵吞枣，好似今日我国的现象，那才危险万分哩!

（二）照上所述，则无论基督教狭隘也罢，阔大也罢，早已来到了中国入的嘴下，势不能不一尝异味。不过我敢预测，将来我们所吸收的，必是基督的道，不是基督的教。基督教于中国，恐将如聂君所说的“利少害多”，甚或至毫无利益。但确有助于中国，可以补血养身者，是耶道，不是耶教。道与教大不相同：道是生活，是修德达仁的历程，教是教义，是因时制宜的解释，《中庸》辨“道”与“教”，最为精澈，“率性之为道.修道之谓教”。耶道是指耶稣思想及精神所系丽的生活；耶教乃是历代所解释的，从耶道所演绎出来的典章制度，所以因时不同，因地不同；如上章所说，近代的基督教，非中古的基督教，最近代的基督教，又非近代的基督教，而且英国基督教，决非像美国基督教、德国基督教，又非像瑞典挪威等等的基督教。基督教在中国百余年，所传的尽是“教”，无怪乎至今没有重大影响于中国文化。中国固已有教化数千年，不比罗马当年的北方条顿民族，空空无物，基督教到那里，全盘收纳。佛教亦曾传到中国来，但为中国人所吸收，而有补于中国者，是佛学，不是佛教。佛学入了中国人的肠，变了中国人的血；佛教只做了中国的和尚，拜忏念经，无裨于中国学术，倒反给了许多迷信思想。基督教有此前车，奈之何勿思？

现在该论到本题的决胜点来了：“耶道何以有助于中国？”换言之：耶稣的思想精神及生活，在哪几点，可以有贡献于我们中国？愚敬提出下列三项，与国人一为商榷：

（一）耶稣的中心思想

“上帝是我们的父，我们彼此皆是弟兄”的直觉，是耶稣思想的中心。这种简明密契的天人一体观，从没有经古今圣哲道破，是耶稣独到的见解，是空前绝后的发明。西方哲学思想，都是将“天”与“人”截然分开，我国却一向说到人道由天道出发：“有阴阳而后有夫妇……有天地而后有万物，……”且论立身修已，终不外乎法“天”。这一点实与耶道若出一辙。不过我国先哲对于“天”的见解，不是混沌无意识的“自然”（如老子之惟恍惟惚解“道”，又谓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便怀畏敬恐惧的态度（如孔子所慎齐战疾，君子敬天命，又谓敬鬼神而远之），决没有像耶稣那样直捷明了，称天曰父，称“神即是爱”。耶稣因澈悟了天是人类的父，所以他的“人类皆是弟兄”的新伦理，有巩固深切的根基，而其所高唱所实行的“爱”，异常有活力有生命（论语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一言是子夏不知从哪里听来借以慰藉司马牛之悲思而已，要之决非孔子心上最高的主潮）。有人说耶稣的爱，与墨子的兼爱无异。殊不知兼爱是爱无差等，是主张素朴的普遍的相爱，而破坏父子夫妇兄弟……相互间特殊之爱——这种秩序彝伦，为孔子所最厌恶。耶稣却不然：他力说父子之应亲，兄弟之应睦，朋友之应义，断非如墨子之无父无君。有人又说耶稣的爱，同于孔子的仁，因为同是推爱及人之道。殊不知孔子的“泛爱”只是间接的，是隔一层的，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耶稣却无吾老人老吾幼人幼之界，是一视同仁，是直接而有力。所以耶稣非墨子，也非孔子，却可以救墨之偏，又补孔之不逮。他是超越乎伦常差等之上，而复浸深乎伦常差等之中。这真是“爱”的最高理想，最圆满的极致，无可再加修正。或有以耶稣重天道轻人伦摈弃慈母于门外为诟病，都不免断片曲解，深文周纳。耶稣虽没有像孔子那样致力阐明父子夫妇君臣之道，然其陈义至高，希冀取法乎上，尽得乎中，父子……等五伦，在耶稣看来，是一件人生当然的事，不消多讲的，他平生最能体贴人情，决无违拂破坏的意思。且他特用五伦中的“父子”，来拟上帝与人类的关系，足见其父于观念，何等深远高明，其在伦理上所开的新局面，何等光辉宏大？以上是说耶稣显越亲切的天人一体观，与充溢活力的伦理思想，大足以补充我国在这一点上的固有观念。

（二）耶稣的积极精神

凡曾读耶稣基督的传记者，没有不深感耶稣一生热烈奋斗进取力行的精神。他的生命是一直线的。他对于真理的进攻，是力学上的尖楔，而非如中国式的四方形，或玄之又玄的“圆”。他积极的认定目标，积极的向前做去，有进无退，大胆无畏，从不屈挠，从无妥协。他心中燃烧着一团烈火，不绝地喷出强度的热情。听他的发言，字字重逾九鼎、为时人所惊叹，群传为“有权威”者，看他的举动，一秉真理，好似有大力者推之而行，不瞻徇，不屈折，是是非非，斩钉截铁，故既受一般民众的敬重，同时亦遭法利赛人的忌恨。他秉绝大天才，具绝大怀抱，而处处受挫折，处处不得意，处处须打开血路。他蕴悲天悯人的深情，所以能慷慨救世，奋不顾命；同时他怀乐观高旷的信仰，所以能刚强到底，不灰冷，不绝望。他虽悲而超脱了佛的厌世，他虽达而胜越了庄之自恣。他那种积极精神，更足以与我国数千年根本之道“中庸”相调剂。“礼之用，和为贵”，“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道并行而不相悖”，这种王道荡荡宽大博原的精神，实我中华民族悠久绵延和平忠恕之所自，而泱泱大国之民风，亦基于此。深信救济今日西方偏急的文明，端赖我国“中庸”之道。然而同时应承认这“中庸”在我国，久久弊生，渐流于妥协，瞻徇，因循，委靡之域，对于真理，不能作彻底的坚决的探讨与把持，在思想上，生活上，隐隐受影响不少。耶稣的积极精神，正可以匡佐此弊。中庸与积极，必须相辅而行。惟中庸中有积极，乃益见其深，惟积极中有中庸，乃益见其广。将来耶教与儒教融合后所结之果，当推此为最伟大!

（三）耶稣的完备人范

人有模仿性与崇拜心，乃是人的自然。嘉莱尔（Thomas Carlyle）在《英雄崇拜》一书内将崇拜与人生的重要关系，阐发殆尽。人之要求“人范”，乃人性向上，世界进化的原动力。固然，人范的极致，最好是法天，法上帝。然天，浩浩乎不可捉摸，上帝，巍巍乎无从式效，势不得不要求较为具体的，适合的，可接近的模型。如孔子之时梦周公，盛赞尧舜，可以想见他心坎上所倾慕所企达的理想人范。儒家立“圣人”的表格，作修身立已的目标，可惜圣人非实有其人，未免有隔靴之感；我们倘能在历史上，寻出一位理想的完人，足为我们现代人的模范，岂不是人类一大福音？试观耶稣，我曾用极谨严的眼光，在《圣经》上，在基督传内，寻找耶稣的生平，而思抉其缺点，虽其思想与言辞、或不免有受时代的支配之处，然其生活上，品德上，实无丝毫瑕疵之可求。自古迄今，不少反对基督教者，但对于耶稣本身，少见有致命的抨击（除非说历史上没有这人）。可见他的人格，即就敌人来看，也无可以吹毛求疵。他有最刚强的自信心，而复具谦和之美德；有极热烈的进取心，而复怀坚毅的忍耐；自修甚严，而无禁欲派之弊，与俗众共处，而无随波逐流之嫌。他温和如抚摩婴孩，而义怒如驱逐商贾；他宽恕至为仇敌祝福，而严厉至对士大夫致讨。他一方面努力自我实现，一方面又勇于自我牺牲。这样并蓄兼收，囊括百德，难怪富司迪博士在《完人之范》一书的结尾，更赞美他说：“凡一切世纪，一切民族，男女两性，一切时代，胥得于耶稣见完备之德·故耶稣犹白光也，吾人在小分光器中，所现一切色彩，零星断片，集之而成白光，如基督之集吾人一切德而成其全德也。”诚然，要在东西古今历史上求一完善无瑕的人格，除耶稣外，更无别个!他那样完全美备，诚足为全世界任何时代的人范，而尤足为今日我国的理想表率。我国有一本色人范，便是孔子，被称为万古师表。他的博文约礼，下学上达，诲人不倦，奔走救世，诚足令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但其生活上确有数点，未能完全满足现代人的理想，如过重阶级，拥护君权，对待人用手段等等，在当时或为必要。然孔子毕竟只是某一时代或某一部分的良范，而耶稣则是超绝时代的完人。耶稣握精神界的牛耳，垂二千年之久，直至今日，犹未能穷其高深，真有“荡荡乎吾无能名焉”之慨。我国不需要活人的模范则已，如亦需之，则耶稣大足以为我国之贡献!尤其是在今日思想混乱，秩序崩颓，旧道德失其威权，新伦理毫未建树的危机，人心惶惶，适从无所，正亟需一合乎现代理想的新师表。我虽不企盼四万万同胞尽为基督教徒，却肫诚热望四万万同胞都为耶稣徒：耶稣说得是“你们的夫子，只有一位”（太廿三 8）。“你们称呼我夫子……不错，我本来是。”

七  余论

耶稣可有大贡献于中国，已如上说。本来世界上的思想学术，文化，都是世界的公产，人格尤其是世界全人类的公物。如有一种很好的思想，正不必管他或舶来，或土著，我们应当服膺之，而发挥之，而光大之。同样如有一个很完备的人格，正不必问其种之黄白，国之东西，身分之高贱，我们应当倾慕之，而试效之，而同化之。“舜，人也，我，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而况耶稣本为东方人，观其品性，思想，行为，似更与东方的脾胃，融洽沆瀣，毫无格格不相人的气质；我们情当迎他回家，乐叙团图，不要任听他长是“流落西方”（借用皕诲先生《东方的基督教》一文内语）啊!

最后我还要赘一言，以就正于聂云台君所说的“救中国智识阶级止有儒教，救普通社会，止有因果佛法。”我以为就儒佛两教的内容而沦，则两教的浅近处，都可为普通社会人士的准绳，两教的深奥处，都可为知识阶级所适用。平心而言：佛教的思想，高玄深邃，非有天资的明慧，不易领悟，倒不如儒教的知行合一，伦常实践，有自浅入深之阶段可求，有升堂入奥之工夫可学。故与其说儒教为上等人士，佛为下等人士，毋宁佛为上等知识中人，儒为一般社会。况就事实而论，我国虽有千万低级男女、拜忏皈佛，但那种信仰，于人生日常生活，毫不发生关系，大多数只在“死”或“病”的时候，方才请教他。超度哪，打醮哪，烧香哪，大都为“死”，非为“生”，为神鬼、非是为人。反之一般民众的道德日用，相互周旋，都莫不维系于儒教之中，处处可以证见。释迦所说的生，老，病，死四段，我国社会在“老”，“病”，“死”三者，或为佛教所熏染，而其中最重要最切实的段“生”，却完全给儒教占领支配，这是我国一般社会的现象：而佛家之学问思想：则只在“居士”之手，学者之笔，如妪辈不得而知，这都是彰彰不可掩的事实。佛教本未始不可为低级人士适用，然照今日苟延残喘于下等社会的那种佛教，不特无益，反有大害，必须加以根本的革命，方可复用。至于如何改革，如何运用，以及佛教与基督教有无融合之可能，与其融合后之结果，因皆非在本问题范围以内，容当异日另为文以论之。

（本文转载自《青年进步》，第八十二册

1925 年，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