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对中国来说是特殊的一年。在那一年，西方世界“失掉”了中国，但对中国人民来说，那年是政治上得到解放的一年。就中国基督徒来说，解放标志着我国教会称作“三自运动”的过程的开端。我将在其他场合介绍这个运动，此刻，让我向各位介绍新中国基督徒是怎样努力进行神学思考来强固自己的信仰的。

解放之初，有两件事给中国基督徒带来了震动。第一，我们同革命者有了直接的接触，我们发现，革命者和国民党政权的官员大不相同，和有些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会领袖对他们所作的描绘也大不相同。他们并不是妖魔鬼怪和洪水猛兽。他们是正常的人，有伦理观念，有人生理想，有理论兴趣。为了同胞的解放，不少革命者牺牲了他们的一切，乃至他们的生命。“为人民服务”不仅是一句口号，而且是他们之中很多人的生活目的。他们实践了中国古代圣贤的“严于责己”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格言。为了使自己对革命事业更为有用，他们很多人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虽然他们对宗教没有好感，但并不企图逼迫宗教或消灭宗教。这里我讲的当然是真正的革命者，既不是后来有个十年期间假革命的极左分子，也不是那些令人失望的、在今天的整党过程中要加以改造乃至给予处分的少数坏党员。中国基督徒遇到了这些革命者，既因看到中国今后的希望而高兴，也因想到基督教还有什么存在的根据而苦恼。当时，有的基督徒在参加革命行列的同时，的确是离开了教会和信仰。

第二，当时教会中有人顽固地蔑视这些革命者，否定新中国。他们说，世界是撒旦的领域，不久即将毁灭；基督徒不许爱世界和其中的一切，甚至不许爱其中可爱的东西；接受基督和不接受基督是人间的绝对矛盾，这两种人毫无共同语言；人手所做的都是罪恶，一个不信基督的人什么好事也做不出来，他或她的行为越好，越是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启示录》中那匹红马，指的就是共产党。根据这样的解经法，新中国寿命长不了；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不需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不需要任何变革；在上帝心目中，是非的对立和善恶的对立都是无所谓的；上帝所关心的不是善恶间、是非间、正义非正义间的伦理区别，因为上帝不但反对人的恶，也反对人的善；非信徒只能受罚，不管他们所作所为有多好。“信者永远安全”的教义，给蒙基督拣选的人一种做什么也有自由的保证。这就是说，基督徒去破坏中国人民刚刚获得的新生活，也会得到上帝的同意，甚至赞许。这是教会史上早就出现过的“因信废行论”。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教会中少数同新中国势不两立的人（后来知道其中有些人本来就属于国民党），就用这个作为他们主要的神学武器。它曾一时吸引了一些人，但更多的基督徒认为这是无法接受的，有些因此就离开了教会。

这两件事引起中国基督徒的思索。一方面，革命者的行为诚然给人深刻的印象，但我们不能因此就离开基督，我们像彼得一样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另一方面，“因信废行”的观点要求我们对善良的壮丽的人民解放事业采取反对立场，这是我们不愿意做的。处于这两者之间，中国基督徒自发地进行起神学思考来。这是一个由成千上万基督徒重读《圣经》、进行口头和笔头探讨，以求寻到神学方位的群众运动。我记得 T.M.林赛和其他教会史家谈到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时期许多家庭里都发生了“新思想”和“旧思想”的对立，但是我不知道教会史上是否有过类似像我们这样的群众运动的现象。按照传统，历史总是被写成大人物和天才的杰作，因此群众运动是没有多少地位的，一个神学的群众运动更不成其为教会史的一页。但是，在中国，在五十年代前期，神学从神学家的书房里走了出来，成了平信徒男男女女手里思想斗争的形式和内容。斗争的目的是使自己的信仰得到活力，让信徒积极地去对待他们置身于其中的现实。伊曼纽儿·康德曾将欧洲启蒙运动刻画为“人从他的自我束缚中直走出来的解放运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基督徒的这一自我启蒙的群众运动，同欧洲的启蒙运动有相似之处。康德认为，这种“自我束缚”是由于“人们不能离开他人的指导来使用自己的理解力”。他对人们说：“拿出勇气来使用你自己的理智吧——这是启蒙运动的格言！”

中国这一神学再思运动的参与者，最初主要是一些普通基督徒和基层教牧同工。有神学教养的人那时有点裹足不前，也许他们认为，这种讨论的水平不够高。这是相当自然的：这些人处于后方，对问题的尖锐性不那么敏感，因而对不甚妥帖的新提法就看不惯。而平信徒处于教会和世界相接的边缘地带，特别感到问题的压力，因而急于提出问题，考虑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他们的主要依靠只能是《圣经》。当带着问题去重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得到了“新的亮光”和“新的看见”。这两个词今天已经进人了中国基督教的常用词汇。

群众运动不是绣花，我们不能期望它很完美，很精确。说些过头话是少不了的。但是 W.H.奥登有两行诗，倒很能说清楚神学群众运动对中国教会所作的贡献：

“把刻板的礼仪搅乱，因为它出自冰冷的内心；

迫使它再次活起来，尽管有点不雅。”

早期所讨论的很多问题同世界和人有关。世上的人固然不是天使，可他们是不是由于亚当的罪恶，今天变得那么败坏，以致无份于真、善、美，每个人只不过是“一条五尺高的蛆虫”？

总的说来，这个运动并没有走向极端，没有否定罪的实在。对我们的革命人道主义的朋友们，我们愿意指出，在人类实际道德状态和人类所憧憬和企图达到的最高道德状态之间，存在着一个人类自身无法加以克服的距离。很多忠诚的、严于自我检查的革命者，对保罗描述自己如何自知该做的不去做，自知不该做却要去做的话（罗 7：15），会深有共鸣。这就是说，人们所处的光景远非上帝要他们达到的光景。人性中那造成这一局面的因素，基督徒很正确地称之为罪。人们不能依靠自己，得依靠上帝的拯救，才能摆脱这一局面。诚然，对中国来说，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进到社会主义，对于恢复人性尊严是十分必要的；可社会制度的变化没有除掉人们这一心灵上的贫困状态。“主，……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便不会安宁。”——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的不少人，照样从心底里对奥古斯丁这句话发出共鸣。所以，今天在中国，在物质、文化、道德生活有了提高之后，宗教还有没有存在的余地，这已经不是一个使基督徒感到太困惑的问题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在增长中，这也部分地解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只希望那日子快快来到，我们基督徒能有那样的爱心、亮光和语言，以致基督徒和革命者之间能够就人们的基本信念进行足以加强了解和团结的交谈。

另一方面，值得人们知道，中国几千年来圣贤和学者的教导中，极少有人突出人性中有个与生俱来的罪恶的观点。中国古代传说中没有人提出过最早的人曾经堕落的理论，去解释罪恶的存在。他们倒是认为，人们有自然的善良和力量。女娲是人类最早的祖先，生活于宇宙开辟之初。“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立四极”（《列子·汤问篇》）。这就是说，不但做了补天的工作，而且把歪斜了的天撑起来的，是一个人。人是了不起的英雄，即使宇宙也得依靠她。对天人关系的这一观点，是同西方哲学中对人的看法颇为不同的。

作为诗人的毛泽东所继承的，正是这一传统。他写道：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坠，赖以拄其间。”

在中国，孟子被认为仅次于孔子，他教导人们，人性是善的。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宋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看待人性的。一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小学生初学识字，读的就是《三字经》，它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

由于这一精神的陶冶，尽管受尽痛苦，中国人在内心深处始终是乐观主义者。即使对于战争，我们所看到的也不仅仅是人们的野蛮和暴行，在自卫战争中我们还看到了人的坚忍和同志间的友爱。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无数男女的勇敢、智慧和自我牺牲精神，更是备受人们的推崇。

了解了中国知识界的这一背景，那就容易理解，中国基督徒在承认人的罪性和有限性之余，为什么不愿意走得更远，无视人身上的上帝的形象，或无视圣灵在世界上的运行，以致轻易去接受“全然败坏”的公式，或者同意尼采把人类看作“地球表皮上的一种疾病”。

我们不愿意否定教会以外的人类文化的价值。在这些文化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接近基督教上帝观的火花，我们不能任意目之为毫无价值的东西而予以抛弃。例如，三千年前的《诗经·大雅》里就有这样的话：

“卬盛于豆，（卬：我。豆：古食器。）

于豆于登。（登：古食器。）

其香始升，

上帝居歆，（居歆：安享。）

胡臭亶时，（胡：何。臭：气味。亶：真。时：善。）

后稷肇祀，（后稷：人的代表。肇：开始。）

庶无罪悔，

以迄于今。”

这里对救恩不是有某种微弱的憧憬吗？二千五百年前，老子是这样揣摩太初之道的：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我们能说，因为这些是出于基督教传统之外，因而就毫无价值吗？对不属基督教的灵性所见，我们不要像基督比喻中的那个大儿子，或者像约拿对待尼尼微人那样高傲才好。对人们向上帝走近的每一步，不管这一步多么小，我们都应当抱欢迎态度。

人的罪确实影响到了受造的世界，但是受造的世界到底仍是上帝的，不是魔鬼的占领区，否则，我们怎能诚诚实实地说上帝爱世界，让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呢？马丁·路德在注释《罗马书》第 1章第 20 节时说：“上帝所创造的万物都是‘甚好’的（创 1：31），而且仍然是好的。”为了求证，路德引用了《提摩太前书》第 4 章第 4节：“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和《提多书》第1章第 15 节：“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路德认为，“整个创造是一本最美的书籍或《圣经》，上帝在其中把自己描绘并显示出来。”

在五十年代，中国基督教各个刊物发表了几百篇处理世界问题和人的问题的文章。

从探讨上帝的创造和圣灵在教会、在世界、在历史中的运行，中国基督徒进而把自己的思想建立于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督论的基础上。不少具有“社会福音”背景的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简直像首次发现那样，找到了《约翰福音》、《以弗所书》和《歌罗西书》的那位基督，并接受他为自己的基督。他先在的逻各斯，把创造的全部性质和意义显示了出来。道成肉身不是神进人一个完全异己的世界，它是神对创造的肯定，也是上帝拯救人类和更新人类的途径。保罗赞颂基督为“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西1：15-17）。中国基督徒以感谢的心怀重读这段话，因为我们觉得它有解放力。复活升天的基督像光明充满宇宙，照亮高山也照亮深谷，把各种色彩都召唤了出来。存在是一个巨大的过程，最后要达到的是男男女女按上帝的形象组成的共同体。因为三一上帝自已就是爱的共同体。

殉道者查斯丁讲到，逻各斯的种子存在于全人类之中。近几十年中国思考问题的基督徒对此深有同感。

我们也欣赏托马斯·阿奎那关于恩惠并不取消自然，而是成全自然的话。《新约》认为，创造从最初就不在基督之外。恩惠不是外加于自然的——像路德把恩惠看作落在类堆上的白雪那样——恩惠是自然的基础。

当我们再读《罗马书》第5 章第 15 节的时候，它变得充满信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上帝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何况”这两个字和“更加倍”这三个字给了我们过去没有听到的信息。我们看到，基督强于亚当，赏赐强于悖逆，恩惠强于罪恶，如果说，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给予人类的影响竟然不及亚当的堕落给予人类的影响，那是不可思议的。可是，时常有人竭力把罪普遍化，而把神的恩典和救赎局限于少数对象，似乎亚当带给人类的烙印，比基督带给人类的还要深得多。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人类同基督的一体比同亚当的一体更为普遍，更为有效，更有决定性。《新约》最伟大的词不是“罪”而是“恩”。

原先，我们把信与不信的对立视为基督教向人类提出的唯一问题，后来转而认识到上帝在宇宙和历史中创造、救赎、圣化工作的一致性，这样，当代许多思想和运动不再被认为是同神的启示相矛盾或对神的启示的破坏。它们是照亮启示的一种帮助，尽管它们有片面性，它们对基督教信仰不一定是敌对性的，它们可能是我们认识基督的点滴亮光。我们这样来看现实，决不是降低神子基督的独特性，而正是增添他的荣耀。

上帝既然是爱，在自然界和历史中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人们所作努力的最后命运，不可能是它们的全部消灭。它们将经过筛选有的会消灭，但有的将在基督里得到改变和升华，在历史最后的高潮中为上帝所接纳。这些在上帝手中将是安全的、稳妥的。这样我们在自然界和历史中的作为，以及我们对自己的处理，不但有历史意义，而且有终极意义。这就深化了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也把历史中人民的运动，连同他们的短处和毛病，放到创造中去认识。我们找到这位更广大的基督的经验，可以用T.S.艾略特的一句话来描述：

“……一切探索最后到达

我们原先出发的地方，但又

像第一次找到这地方。”

我们中国把一九四九年看为人民得到解放的一年。其他地方的基督徒希望知道，中国基督徒怎样看待解放神学。

我们对解放神学给予高度评价。它允许并动员拉丁美洲基督徒参加周围人民群众为独立、民主和建立一个更合乎人道的社会经济制度而斗争。解放神学重视处境和实践，这也是我们所欣赏的。它对《圣经》的解释是清新的、有启发的，能在政治上唤醒人，伦理上推动人。我们把解放神学家看为我们的朋友和同路人。

我们的一点保留是：虽然我们完全同意，在第三世界，人民把政治权力从外国入侵者和国内强暴统治者手里夺过来是急需的，但是，从我们的情况来看，把解放绝对化和以之为神学永恒的主题和中心内容，似乎不甚妥帖。我们愿意接受处境和实践作为真理的检验场所，但如果走得更远，认为它们还是救恩知识的来源，那我们就迟疑了。以历史存在的经验材料为基础的归纳性知识，需要有基于启示的演绎性知识所提供的深度和奥秘性为其补充才好。来自这两个渠道的信息要相辅相成，才能照亮我们对人性的认识，引导我们看见，基督福音和基督教神学主题，只能是上帝和人类在基督里得以和好。

我们的革命史告诉我们，穷人，由于他们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没有既得利益，因此，总的来说，对现状不大留恋。他们在一场革命中除了失去贫穷和低下生活的锁链外，并无所失，或所失甚少。因此，如果其他一切相等，他们在社会问题上比享有特权的人更容易接受革命和解放的概念，这就是他们在认识过程中的有利条件。

然而，根据我们解放以后的情况，我们认为，穷人仅仅因为他们是穷，并不就一定是真理的代表，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也并不就一定是历史赋予的使命。贫穷是痛苦的，穷人应当得到正义。但贫穷本身不是德行，除非是自觉自愿的。贫穷本身也并不一定带来智慧。就因为他们穷而把穷人视为“弥赛亚”，撇开正确的理论指导而提倡穷人来反对富人，这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基督教。在我国“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看到了这种观点的危害，那场斗争既否定文化又不是什么革命。在已经解放了的中国，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已经结束以后，我们本应进入巩固和建设国家的历史时期。在这阶段，有些人通过劳动和智慧比别人先富起来，那是合理的，这是全体富裕起来的前奏。但是，“继续革命论”者继续把阶级斗争看为历史的杠杆，像反动势力还在统治着的往昔一样。为了把“革命”继续下去，他们把比较穷的人当作革命阵营，而把比较富一些的人，包括知识分子和当权的老革命当作反革命阵营。这一历史观对国家的统一和建设所起的破坏作用，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这批极左的教条主义者在革命的口号下制造出大量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给无辜的人们带来了那么多的伤害。中国的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他们却做了出来。

在中国发生的这一反面实践教育了我们，使我们认识到，由于穷人的穷就把他们的正义性加以绝对化是很危险的。我们需要对人性，包括穷人的人性，有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以便努力建造一个最能结束个人自我中心主义倾向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制度将导致人性较为美满的成长。

西方传统神学同西方哲学相对话，用关于罪的教义来解释罪。解放神学同当今第三世界现实相对话，想通过社会斗争克服或抑制罪的势力。我们中国基督徒力求使教会和神学植根于中国的土壤，在罪的问题上既要防止乐观主义者简单化的抹煞，也要防止以正统为标榜，过分地加以普遍化。如果说，欧洲不少神学是在帮助信徒接受和容忍饥馑的事实，而解放神学的伟大处正是动员信徒去参与克服饥馑的斗争，那么，教会在新中国是在向那些已经开始从饥馑的威胁中解脱出来的人们宣告，人活着不是单靠面包，也要靠上帝口里出来的话语。

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但在许多方面仍然是落后的国家。我们是个很小的教会，并且是得为消除其外国形象而继续努力的教会。过去三十五年中，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教会，作为基督徒个人的经验告诉我们：力量存在于软弱之中，生命存在于死亡之中。对我们来说，从死里复活不但是发生在基督身上的一件事实，也是上帝管理自然和历史的一个原则或规律。中国一首古诗表达了我们的经验：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们对复活的基督有了更亲切的认识。我们比昔日更明白，在阿拉法和俄梅戛之间，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弯弯曲曲的。在所谓“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有很多灾难和痛苦，但这些不过是母亲生产前的阵痛，因为最后的时刻还没有到。当一个妇人要生产的时候她就忧虑，因为她的时间到了，但当她生出了孩子，那些痛苦就不记得了，因为为世界上生了一个孩子而快乐。这对我们就是历史。创造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过程，随时会有挫折。先是多次的历史阵痛，最后出现的将是相互间智慧地、自觉地以爱相待的受造者。他们将是创造主真正的儿子，不是奴仆。在一个处在这一过程中的世界里，丑恶和卑劣还是必有的。让我引用德日进的鼓舞人心的话：“到一天，在我们能够管好风雨、潮汐和地心引力之后，我们将为上帝驾驭爱这一能源，那时，人类将像是在世界史上第二次发现火种那样。”

我们的基督论并不徘徊于基督的神性人性问题，它引领我们进而认识上帝的基督似的性格。基督让我们看见，上帝不是强暴的工头，而像何西阿告诉我们的那样，他以慈绳爱索牵引我们。他放松我们口上的嚼环，俯身喂养我们。上帝的根本属性不是他的无所不能，或者他的无所不知，或者他的无所不在，或者他的自在永在，或者他的荣耀威严，而是他的爱。我们不仅说爱是上帝的一个属性，我们更要说上帝就是爱。他是处于存在的中央的那个爱者。上帝以基督所体现的那种爱爱着人们，这一启示足以大大提高和纠正人们关于上帝所说的其他一切。爱是创造性的，爱为我们寻求那美好的事物。上帝不但是宇宙秩序的源头，世上一切事物的初因，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切因果链索最后回归和受其影响的那位爱者。一切包含善的东西不会失落，它会在上帝那里得到安全，也就是说，会得到保守，得到改变，直到由爱统治的天国的来临。我们说上帝主宰一切，其意思就在于此。

由于这一神学见地，基督徒对世事既是冷静超脱的，又是热情参与的。这是比人们所能达到的历史观看得更长远得多的历史观。它同时又告诉我们，参与更新人类生活的斗争和担起每天的负担是大有价值的。它使基督徒既是参与者又是批评者。

经过这些年后，我们中间仍然存在不同的神学见解。但是我们在与历史信经基本信仰内容认同的条件下实行互相尊重。一个群众运动中演化出来的、为大多数基督徒所接受的、符合《新约》和教会传统的三位一体的基督论，成了中国三自组织和基督教协会所代表的，比过去任何时期更广泛、更紧密的、宗派主义之后的这一团结的神学基础。

以上不过是我，中国基督徒之一，对中国政治解放以来中国基督教神学再思的叙述。

小亚细亚七个教会处于各不相同的环境中，面对各不相同的问题，因此从圣灵得到各不相同的信息。但是，七个信息有个相同的结尾：“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和中国基督徒渴望熟悉彼此的灵性历史及其悲欢过程。我们是以这样的信念来进行访问的，我也是以这样的信念作出这一发言的：通过聆听圣灵给予双方的信息，两国基督徒将能更好地互相巩固，一同更深地进入上帝的智慧。

（本文转载自《丁光训文集》1998年9月第1版，2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