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社会服务版在6月17日刊出了5个基督教徒的来信：“基督教徒的觉醒”，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后来又选刊了5封来信，其中包括两篇反对的意见，三篇赞成的意见。《大公报》社会服务部编辑为了慎重起见，要我对此问题作一总结，“指示基督教徒在现阶段应有的思想改造，及今后努力的途径”。我答应了这个请求，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很简略地把我的意见写出来，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对于5位基督徒所指出的帝国主义者利用宗教这个事实，我认为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在过去和现在，帝国主义者的确是利用了宗教来做“侵略”、“剥削”、“欺骗”、“愚化”中国人民的工具。在西国宣教师和宣教会的主观意念中，也许完全没有这样的企图；也许他们认为：他们到中国来传教，是出于完全纯洁的动机，然而，宗教信仰和宗教思想，究竟逃不出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我们不能否认：遣送宣教师的国家，像美国，像英国，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国家，因此，他们所传到中国来的基督教，当然也逃不出这种社会制度的影响。中国过去的不平等条约有不少是由“教案”所引起的；外国宣教师所传的基督教，大部分是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孕育出来的；基督教会所办的学校，尤其是在过去的一个时期中，更是充满了帝国主义麻醉和奴化的成分。在目前动荡的大时代中，各国的基督教领袖和学者，大半对革命采取模糊的态度，甚至替现状辩护。他们未尝不感觉到在没落的社会制度里的许多问题，但是，由于他们所受的旧思想的陶冶，由于他们宗教信仰的唯心倾向，他们至多是在黑暗中摸索，看不到问题的真象，更谈不到对问题的解决提供什么具体的意见。在最近两年中，帝国主义和基督教的联系，更有一些尖锐而明显的表示。中国三年来的内战，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是应当由美帝国主义负责的。但是，痛心得很，美国几位世界闻名的基督教学者，不但没有对美国这种侵略的外交政策提出什么抗议，反而做了这种政策的辩护者和代言人。他们的态度当然是一贯地反苏反共的；中国的革命既然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然也在被反对之列。因为这些学者们都是基督教的重要领袖，他们的言论便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对外宣教事业的政策。他们在中国的宣教事业--包括人才、经济，和工作方针，自然也直接地受到这个影响。不但美国是如此，其他各国和许多基督教的国际机构也是如此。中国的教会在现阶段中，虽然在名义上是独立的，但实际上还没有脱离西国差会直接间接的影响与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果说中国的基督教同帝国主义完全没有关系，那是与事实不符的。

除了这个帝国主义的影响以外，中国的基督教会自然还有许多缺点。它所宣传的福音，大部分已经不是耶稣解放人类的革命福音，而只是带着麻醉性的个人得救的“福音”，或者是给资产阶级和有闲阶级一点感情上温暖与安慰的锦上添花的“福音”。这个“福音”已经脱离劳苦大众，脱离目前世界在洪炉中被试炼的现实。它不能给痛苦的人类指示一条出路；即使它做了一些服务慈善的工作，那也不过是头痛医头的改良主义的办法，对于世界基本的变革没有多少帮助。因为教会的本质是如此的，所以它不能号召有生命力的进步人士去参加它的队伍；它所能号召的，只是一些在动荡的时代中要维持现状，或是本质良善而对大局认识不清楚的徬徨苦闷的人士。这样一来，基督教会就变成时代的渣滓，被人唾弃。它内部许多腐败无能的现象，都是从这个基本的因素产生出来的。

但是，我对基督教并没有失望；我信教已经有31年，到现在我还是一个忠实的基督徒。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的基督教信仰是被锻炼，被洗刷了，然而这个信仰的基本成分，我还是不折不扣地保留着，服膺着。这个信仰同我在过去十几年中所接触到的新思想，不但没有冲突，没有矛盾，并且它们相互间已经达到一个融会贯通，互相补充的境界。我的这种宗教信仰，和一般流行着的基督教信仰，虽然在形式上有若干的共同点，但在内容上，在精神上，它们是有着一个很大的距离的。我不敢说我现在的基督教信仰有多少成分符合了耶稣当时所传的革命的福音，但我至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现在流行着的基督教不但没有表现这个革命的福音，并且是违反了、出卖了这个福音。这样的教会，如果不肯改辕易辙，忏悔更生，就会被时代的潮流所淘汰，终于把自己送到博物院里去，变成历史的陈迹。

基督教能不能改造，能不能更生呢?我以为是可能的。基督教信仰的本身有内在的生命，因为耶稣原来传给我们的福音，从思想方面说，是一个最深刻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从生活方面说，是一个磅礴的动力。它是人生的真理，而真理都是具有革命性的。耶稣生在2,000年前，不能不用当时流行着的意识和话语来表达这个真理；记载他的言行的人们，更是如此。因此，圣经中的记载，就好像充满了神秘和迷信的成分。自从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以后，它更变成统治者的工具，封建力量的堡垒。但是，耶稣自己所传的福音却不是如此的。他要我们尽心、尽力、尽意去爱上帝，又要我们爱人如己；爱上帝就是爱真理，爱人如己，就是为人服务牺牲。他又告诉我们：必须丧掉生命，才能得到生命。丧掉生命，就是追求真理，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到生命，就是因服从真理而达到一个美满的人生，理想的社会。这几句话，不过是说了耶稣的福音的一个轮廓，在福音书里面，还有许多宝贵的教训，这些教训不只含有个人修养的意义，也充分指示了社会改造的方向。我自然不是说基督教的这些道理，在别的地方完全不能找到；相反地，这些道理现在是被教会束之高阁，而它却在别的地方，在不同的形式中被表现出来。这正像耶稣自己所说的：“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坐席，惟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

我们要怎样改造基督教，使它得到新的生命呢?基督教是在16世纪马丁路德所领导的宗教革命中，从罗马教分裂出来的。宗教革命的时代，也就是工业革命的时代。工业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产生了资本主义；宗教革命使罗马教里面的新生力量脱离带有浓厚封建性的母体，变成一个同资本主义一样，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基督新教。无论在形式上或精神上，资本主义同基督新教都是一致的。这个历史的事实就说明了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全盛时期，就是基督新教的黄金时代，为什么基督新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感到那样的温暖与舒适。现在，时代是改变了，资本主义是没落了；当然地，生长在资本主义的温室里面的基督教也要跟着它没落。

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今日，基督教会不会产生一个新的马丁路德，能不能来一次新的宗教革命呢?从一般形势看来，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在基督教里面我们还没有看见一般怎样蓬勃的新生力量，像马丁路德当时所代表的；另一方面，一个反宗教的改造世界的力量已经取得具有决定性的胜利，远远跑在基督教的前面。在这样形势之下，即使基督教里面有新生的力量，它也不能像马丁路德改教运动那样，发出一个广大的号召。

虽然是这样，我们还是相信基督教内部的革新是必然要来到的。基督教从封建时代的罗马教演变成资本主义时代的基督新教，这是一个阶段；现在的世界，是从资本主义逐渐进展到社会主义，因此，基督教在这时候也必然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说过，基督教有内在的生命，这个内在的生命，在不同的时代当然会有不同的表现。

如果我们所推测的没有错，那么，我们就可以指出基督教今后改革的方向和努力的途径。首先，我认为基督教必须把自己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系统中挣扎出来，摆脱出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却是一件必须的事。现在的基督教是寄生在资产阶级里面的，脱离了这个阶级，可能就等于它在经济和物质生活上的死亡，然而这个死亡正是它的新生。其次，中国的教会必须实行它早已提倡过的自立、自养、自传的原则，变成一个道地的中国教会。西方的基督教会是在资本主义的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中国的基督教会和它的事业，大部分也是从西方宣教会的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它真的要自立、自养、自传，这也可能等于它在经济和事业上局部的死亡，然而这个死亡也正是它的新生。再其次，基督教必须认识现在的时代，和它自己过去的历史。它过去的历史，有光明的方面：它是现代文明和旧式民主主义的孕育者；它是社会事业的先导，人道主义的泉源。但它的历史，也有黑暗的方面：它的迷信，它的腐败，它的势利，它的残暴，它同统治者的勾结，都使它变成斗底下的光，失了味的盐。面对着这个历史，它应当忏悔，应当严厉地自我批评。在这个忏悔的心情中，它更应当进而认识现在的时代。顽固的基督徒们，把共产主义比作洪水猛兽，把苏联比作混世魔王，把人民民主的政权比作罗马帝国压迫基督教的黑暗恐怖时代，把怯懦无知者的恐惧与逃避，渲染成殉道者为正义的牺牲。这一切陈腐反动的思想必须扫除。基督教必须知道：现在的时代是人民解放的时代，是旧制度崩溃的时代，同时也应当是基督教除旧布新的时代。基督教必须知道：它自己已经重新把耶稣钉在十字架，重新用送葬的衣服把他紧紧地裹扎起来。基督教必须知道：它已经不是医治世界痛苦的万灵药的专卖者，相反地，上帝已经把人类得救的钥匙，从它的手中夺去，给了别人。总一句话说，基督教必须大彻大悟，让旧的躯壳死去，让新的生命来临。

最后，基督教必须投身到时代的洪流里去，与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携起手来，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新战争的阴谋，反对一切剥削压迫民众的旧力量，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基督教里面带有社会性的团体，像青年会、女青年会，自然应当这样做，就是以灵修崇拜为主要工作的基督教会，也应当这样做。近两年来，由于事实的需要，由于地方上的一些误会，许多教堂都被占领，被借用。我们希望这是战争期间暂时的现象；我们希望在大局稳定以后，政府将彻底执行宗教自由的政策，严厉地取缔一切违反这个政策的行动。然而，我们如果替教会本身设想，我们就觉得我们应当采取一种更积极的态度。在普通的教会里，礼拜堂只供主日崇拜之用，每星期只用一二小时，其他的时间都是空着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改变这个成规，把教堂变作地方民众社会活动的大本营。也许有人说：这是玷污了圣所，违反了崇拜的神圣意义，但我们应当知道，上帝不一定在一个空的礼拜堂里，他也可以在追求他的旨意的群众里。只要教会能改变它的精神和态度，它就可以和群众结合起来，不再被群众所轻视。它甚至可以鼓励他们，领导他们，用基督教爱人、服务、宽容、饶恕、牺牲、克己的崇高精神来影响他们，使他们在动乱的时代能够更冷静、更客观地处理一切的问题。如果教会能够这样做，基督教就可以在新时代里变成一个建设的力量。这一个转变，不但可以使它自己起死回生，也可以影响全世界的基督教，抛弃固有的路线，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最近两年，在解放战争进行的当中，许多基督徒都抱着一个恐惧的心情，等候着时局的发展。他们好像觉得，他们的命运是握在别人的手里。但是，如果我们上面的分析是不错的，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中国基督教的命运，不是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而是握在基督徒自己的手里。因此，我希望全国的基督徒都用积极、勇敢、愉快的心情，去迎接这个中国历史所未曾有过的大时代。

关于《大公报》这次的讨论，我还要说一句补充的话：在批评原文的五封来信中，有两封表示反对的意见。我觉得这两封信里面的意见，未尝没有道理，原因就是：“基督徒的觉醒”原文的5位作者所说的话，有的地方是太武断，或者是把某一教会特殊的情形一般化，例如：“向信徒募收杂捐，每月至少8次”，这只是一个例外，而不是常例。他们讲话的态度，是容易引起误会的。

原载上海《大公报》，1949年7月16-18日

转载自《黑暗与光明》，194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