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高潮。抗日战争初期，大量负伤将士因医疗资源紧张、转运困难而面临困境。1938年初，中华基督教会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倡议成立了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The National Christian Service Council for Wounded Soldiers in Transit），简称“基服协会”或“服务协会”。从1938年成立，到1945年解散，服务协会在救助伤兵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

1937年10月，中国基督教协进会、华洋义赈会、中华医学会等团体共同邀请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美籍总干事高伯兰（Asher Raymond Kepler）前往山东、河南、山西、江苏、湖北、湖南、广东等地视察，旨在了解难民状况及救援情况，以期探讨基督徒在抗日战争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经过深入了解，高伯兰认为，国民政府没有足够的准备照顾伤兵，致使伤兵遭遇缺少衣服、缺乏营养等诸多困难。结束视察后，高伯兰认为，成立由基督徒主导并参与的伤兵服务机构势在必行，于是就联合范定九、张伯怀、耿元学、贾伊箴、朱晨声等教会人士筹备成立相关机构。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机构于1938年初在湖北武汉宣告成立，定名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抗战爆发前夕，中华基督教会已有16个宗派、87个区会、2647个堂会、300多所学校、55所医院、670多位教牧、13万多信徒，这样一个组织倡导成立负伤将士服务协会，具有其他组织无法相比的优势，所以倡议发出，迅速引来各个方面的积极响应。除了以中华基督教会为主的教会代表，服务协会里亦有政府代表、军方代表、医疗代表、商界代表。孔祥熙、冯玉祥、颜福庆、黄仁霖等军政要员也在发起人名单之列。

二

《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简章》（以下简称“简章”）指出：“本基督博爱精神，在国家团结自卫期中，以服务途中负伤将士为宗旨。”关于经费，简章中写道：“本会经费由国内外公私机关及慈善家捐助之，会员均有纳捐之义务，征信录每周公布一次。”服务协会设名誉会长1人，会长1人，副会长2人，书记1人，会计1人。协会主要工作是：征集教会流亡青年和社会青年，进行短期救护培训，前线发生战事时作战地救护，平时在后方医院进行宣传慰问，为当地群众作抗日宣传演出。

服务协会成立之后，首先在武汉设立总办事处，然后着手在其他战区设立分办事处及流动服务队。1938年2月，服务协会成立不久，张伯怀就被委派到多个地区开展筹备工作，以期尽快在各大战区开展服务。张伯怀先后到过郑州、开封、商丘、西安。通过接触军政官员、教会团体和慈善机构，为服务协会召募服务人员。张伯怀认为，每位教会领袖都有责任推动这项工作，他说：“本会是全国同道的服务机关，它既不代表同道服务，更不代替同道服务。”至1938年6月19日，服务协会已在陕西西安、安徽歙县、湖北监利、河南信阳、江苏徐州、河南潢川、浙江金华、湖北孝感、湖北宜昌设立了9个办事处。至1938年8月，服务协会的服务人员已由最初的70余人增至2000多人。

1942年的一份工作通讯显示，服务协会招待伤兵共90486人，招待过境灾民、难民及侨胞442035人，招待过境军人2350290人。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服务协会逐渐停止活动。

三

1938年2月18日，服务协会委派贾伊箴前往西安设立办事处，以便对洛阳以西的服务队进行支援。3月5日，张伯怀等人拜访军政部军医署驻陕办事处，深入了解西安的伤兵分布和管理情况，并对服务伤兵的相关机构进行了解。随后，张伯怀等人与西安的红十字会、广仁医院及各后方医院接洽，其中包括中华内地会的宋益谦牧师（Nils Styrelius）、英国浸礼会的路思牧师（Frederick Stanley Russell）、中华圣公会的沈子高主教、中华基督教会的吴养之牧师、中华基督教自立会的张子宜牧师、基督教青年会的王焕章干事、中国银行的李紫东先生、铭贤中学的吴完明校长。在贾伊箴和张伯怀的不懈努力下，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西北办事处在西安成立，工作地点包括宝鸡、咸阳、渭南、三原、泾阳、临潼等，服务对象主要是华北战场转送来的伤病员。1939年，基督教负伤将士协会西北办事处为适应抗战新形势，改组为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西北区总队，由朱晨声牧师任总队长。

国家和民族的危难时刻，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通过救治伤兵、宣传动员等多种方式，为抗战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体现了基督教“爱人如己”的信仰精神，亦体现了基督徒爱国爱教的家国情怀。服务协会的历史贡献虽未被广泛铭记，但作为抗战洪流中的一支民间力量，值得后人尊重！

（作者系陕西省基督教两会副主席、副会长、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