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抗日救亡历史中，广大基督徒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中，与党同向同行，谱写了抗日救亡史上的辉煌篇章。本文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为例，追忆辽宁爱国基督徒与党同心抗日的史迹。

一、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与共产主义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下称奉会）成立于1914年，是辽宁最早的共产主义学习小组诞生地，也是辽宁第一批党员诞生的摇篮。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会所

1. 马列主义学习小组

奉会以“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为会训，以德智体群四育来教育青年，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激发爱国思想，对青年人颇有吸引力。

1921年，奉会干事组织了一个“星期三会”，一起交流新思想。 1923年，“星期三会”得到了一些关于马列主义的书籍，如《共产党宣言》《列宁传》《从阶级斗争到政权之路》《社会主义史》《社会学概论》等，便开始一同学习，并成立了马列主义研究小组。1924年1月，共产党员韩乐然持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介绍信，来到奉会，以创办美术学校的名义开展工作。他联系上海，寄来中国共产党出版的《向导》《中国青年》等，帮助马列主义研究小组更深入学习。这为很多人后来走上爱国道路奠定了基础。1925年的奉会新址就在张氏帅府对面，张学良常到奉会参加活动，结识了许多爱国志士，这对他后来发动西安事变也有一定影响。

奉会马列主义研究小组

2. 辽宁第一批党员摇篮

1925年春，共产党员任国桢被派到东北开展工作。五卅惨案后，在任国桢和韩乐然领导下，由奉会人员组织，沈阳十几所大中学校学生于6月10日举行了声援上海反帝爱国斗争的示威游行。这年暑假，奉会举办“奉天暑期大学”，参加学习的主要是马列主义研究小组成员及示威游行的各校学生代表等40余人，主要由任国桢、吴晓天等共产党员讲授马列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论。暑期大学结束后，任国桢和吴晓天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同志会”，并发展了辽宁第一批党员和共青团员20余人，大部分是奉会成员。他们成为奉天抗日的中坚力量。

二、与党同行 抗日救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奉会爱国青年在民族危亡之际，与党同向同行，在东北及全国各地，谱写了抗日史上的动人篇章。

1.奉会爱国小组

在奉会，有一个爱国小组，由刘仲明成立。九一八事变后爱国小组的一些成员流亡到关内抗日。留在东北的成员面对国破山河碎，每次聚会，必各饮苦水—杯，以示卧薪尝胆、收复国土的决心。1932年初，中共满洲省委起草抗日纲领，明确了党直接领导人民武装才能确保抗日救国的胜利。爱国小组积极配合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义勇军，携手抗日。他们还成立了百余人的“卫生会”，每人每月从工薪中拿出十分之一作为公共储蓄，资助东北义勇军和中共地下工作者。

1931年12月，爱国小组得知国联要派调查团到东北调查。针对日本在国联所捏造的掩饰其侵略东北、制造伪满洲国罪行的谎言，他们决定搜集有力证据，进行揭露。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他们得到了中共满洲省委地下组织的协助。全部整理和编写工作，约用了四十天，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夜间秘密进行的。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各种证据汇编，共75条，都有序号，并译有英文。第二部分是说明书，说明各种证据要点，并依证据揭穿日本谎言。1932年1月末，全部资料准备好后由张查理夫人做了个外皮，上面绣着英文TRUTH（真理），等国联调查团来时递交。

1932年4月，国联调查团来到沈阳。由于调查团身边布满了日本警特，爱国小组无法递交资料。最后在盛京施医院院长雍维林、法库教区倪斐德牧师和文会书院谭文纶教授的帮助下，资料才得以顺利递交。当倪斐德牧师来到刘仲明家取文件时，他说：“Now I take this. If I die, I die for a great cause.（把这件事交我代办，我深感光荣！我若因此而死，是为一项伟大事业而死。）” 刘仲明在所附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今代表沈阳抗日爱国小组，计有大学教授刘仲明、张查理、毕天民、李宝实、于光元，社会教育家张韵泠，银行家巩天民、邵信普，医学家刘仲宜，共九人，敬托倪斐德博士代交小组亲自预备的证据汇编和事实说明各一件，请接收审阅。希望通过这些材料，对贵团了解中国东北实际情况有所助益。”

调查团６月离开东北后，写成20多万字的报告书。报告中有这样的话：“本团到了沈阳，看到了一些现象，接见了日本各方代表，并通过与若干中国医生、银行家、教育家的接触，我们确认，沈阳事变及以后的发展是有计划的行动……”

同年９月，国联会议上，几十个国家投票赞成调查团的报告，仅日本一票反对。国联结论是：九一八事变是日本预谋武力侵略东北，而“满洲国”之建立是关东军一手包办炮制的，因此仍维持上届会议决议，日本必须先行撤兵，由双方谈判解决问题。日本当即恼羞成怒，宣布退出国联。

1935年10月，日本宪兵在沈阳进行大逮捕。参与搜集资料的人，除了张韵泠，无一幸免。其中刘仲宜因曾借同仁医院掩护地下党，被捕时，在医院搜出一台印刷机及共产党抗日宣传品，为此备受折磨。日军对他进行疲劳审讯、电流通脑、灌辣椒水、滚铁板、卧短凳等各种酷刑，命他将反满抗日活动详细招来。刘仲明回答说：“我只是做历史见证人，我只是为真理作证。”在各方面的营救下，半年后他们陆续被释放。

虽然国联调查团报告和国联决议，最终没有解决我国东北的实际问题，但却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持。奉会爱国小组的义举在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2.奉会成员关内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在外的奉会骨干成员，与共产党同向同行，建立多个抗战组织，如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复东会、东北人民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救亡总会等，奉会总干事阎宝航是这些组织的核心领导者。欧洲战场开战后他还为共产国际提供情报，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1934年，经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介绍，阎宝航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会长兼干事。阎宝航利用此身份，积极联合一切力量共同抗日。阎家成为爱国人士抗日的重要场所和中共地下党活动的据点。周恩来经常在阎家召集会议、布置工作。

1941年5月，阎宝航在一次宴会上，获得了德国决定于6月20日前后突袭苏联的情报，立即报告周恩来。苏联得到这一情报后，进入一级战备。6月22日德国果然突袭苏联，由于苏联已有所准备，赢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扭转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驻守在东北的一百万关东军是日本最精锐的部队。为保存实力，达到称霸亚洲的野心，日本在各战役中，宁可从国内调兵，也不动关东军一兵一卒。1944年夏，阎宝航设法从国民党手里拿到了日本关东军的全部材料，包括陆空军的部署、设防计划、要塞地址、兵种、武器、将领姓名等，中共迅速将这一情报传递给苏联。1945年8月8日，苏联对关东军开战，由于苏军各级指挥员手中都掌握着整个关东军的详尽情报，他们如按图索骥一般，所向披靡，短短一周内将日本这支王牌军彻底摧毁。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

从九一八到八一五，十四年抗战期间，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为抗日救国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他们的事迹也激励今天的基督徒，更加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为伟大祖国的复兴、为实现中国梦做出卓越贡献。

（作者系东北神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