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圣洁，女，汉族，1931年5月出生于上海，1950年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教育系及圣公会中央神学院，毕业于金陵协和神学院，1953年任上海基督教圣公会圣彼得堂传道。1981年至1987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任副研究员，之后全职在中国基督教协会服务，历任该会副总干事、副会长、会长、咨询委员会主任。1991年任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中国宗教与和平委员会委员。1997年任上海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主席、上海市宗教学会副会长。2002年被选为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2004年至2009年任中国宗教与和平委员会副主席，2008年至2013年任基督教全国两会咨询委员会主任。2009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编者按：

2021年12月，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引导和支持我国宗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建党百年以来，广大统一战线成员既是亲历者、见证者，更是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他们勇立潮头、大胆创新，在推动国家大政方针落实、投身社会发展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年逾九旬的曹圣洁牧师就是其中的一位，她的传奇人生见证了基督教中国化的筚路蓝缕与守正创新，彰显了一位爱国宗教领袖的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

“在家庭熏陶下，我自幼笃信基督教”

我1931年5月6日出生于上海，亲生父母都是江苏宜兴人。父亲徐子华曾任上海南市旦华小学（后改名大境路小学）校长；母亲钱铸卿出自书香门第，擅于诗词，信基督教后在上海第一浸礼会教堂做义工。母亲因生育过密，当我还在她腹中时，便有意将我赠人领养。我出生以后，就被直接抱到养父母家，因此我自幼便随养父曹芳怀姓曹。我的养父是来自宁波的商人，养母和外婆来自湖北，早年信奉基督教。我出生后不久，便在圣公会天恩堂受婴儿洗礼。在家庭浓厚的宗教氛围影响下，我从小就笃信基督教，5岁便在上海福音广播电台当“儿童故事”节目小讲员，8岁开始学钢琴后，每星期日为教堂礼拜时义务弹琴。

读中学时，我的养父去世了，于是我边上学，边做钢琴家教，三年的高中学费都是我用优异成绩获得的奖学金来支付的。我一直在教会学校就读，1943年从惠恩小学毕业后，进入进德女中，直到高中毕业。1949年上海解放，也正是在这一年，我高中毕业进入圣公会设在圣约翰大学校园内的中央神学院学习。同学们原本以为成绩优异的我理所当然会报考名牌大学，可我却选择了进神学院。对于我来说，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我早已接受了外婆与养母多年的教导，并自觉地把自己毕生奉献给上帝。

曹圣洁（摄于2019年） 

中央神学院于1952年秋与华东地区的其他神学院一同并入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1953年2月我从金陵协和神学院毕业, 是该院合并后第一届毕业生，后任上海基督教圣公会圣彼得堂传道。

1950年，中国基督教发起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爱国（革新）运动，旨在使基督教脱离外国控制，独立自办。我在爱国主义教育下，成为积极参加基督教“三自”的青年教职人员，不过是教会里一名小小的女传道。

1958年后，圣彼得堂被合并到怀恩堂，我又在怀恩堂继续任传道人，后来被按立为牧师。

见证《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诞生

我原来只是基层基督教教职人员，改革开放不但使我得以实现为基督教献身的夙愿，更使我解放了思想，开阔了视野，认识到宗教工作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国家、国际走向都有密切联系。改革开放为我提供了参政议政、调查研究、宗教团体建设、对外联络等工作平台，令我深深认识到，我的工作一方面是为宗教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为建设国家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从而提升了我的思想境界和工作热情，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深刻印痕。

1982年中共中央19号文件奠定宗教工作的理论基础，1991年6号文件强调要加快宗教立法工作。我在参加上海市人大会议时，约同宗教界等代表两次提出提案，要求制定上海市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地方法规，受到重视。1995年8月30日，我作为提案领衔人，受邀列席市人大常委会，见证《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全票通过并产生。这个条例对于保护上海宗教界的合法权益有积极效果，对后来颁布的全国性《宗教事务条例》有先行参考作用，因此在上海乃至中国宗教发展史上具有深刻意义。

我从事基督教基层工作多年，深知基层工作的繁杂和重要性。而我们的工作也得到宗教局基层干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们对党外人士始终平等看待，团结友好。如，静安区统战部副部长蔡一鸣，每次我们工作上遇到困难，他都非常热心细致地帮助解决。又如，宗教科科长王彩英，在怀恩堂整修期间，为了能迅速解决问题，甚至不辞辛劳现场办公，为很多整修中的繁琐事宜事无巨细地联系落实，非常令人感动。我们在长期基层工作中，也与这些干部们产生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互帮互助的好朋友，有的至今仍有交往。

“教会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过一定贡献”

圣彼得堂

 我早期工作的圣彼得堂在抗战时期曾经大力开展救济工作。

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上海经历过“一·二八”（1932年）、“八一三”（1937年）两次日军侵略战争，在突如其来的战火下，处于郊区圣公会教堂的信徒纷纷逃入租界，圣彼得堂成为临时难民收容所。据堂刊记载，1932年约收容四五百人，1937年至1938年收容504人，两次共收容上千人，这对于一个中型教堂是很大的压力。1932年堂方组织“战时避难临时委员会”，由主任牧师主持其事，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募集衣物食品，使难民生活得以安顿。1937年，为应对大量难民涌入，堂方把门卫室改成浴室，搭建临时厨房，甚至晚上开放教堂作为难民住处。圣公会教堂是被视为很神圣的地方，此举反映堂方实践“爱神爱人”的决心。除了为难民安排礼拜，抚慰他们的心灵，为保持难民的卫生与健康，堂方还联系工部局给堂内所有难民接种牛痘及注射防疫针，又动员广仁医院的医护人员做医药顾问，为他们诊治疾病，甚至协助一位产妇平安分娩。之后，堂方对有谋生能力者，贷款给他们经营小本生意，使其另租房屋；对一些能回原籍的，则资助其返籍。圣彼得堂不但在本堂开展难民救济，对国家、社会的需要也同样支持。1932年为赈济东北同胞，在堂门口专门置柜进行募捐。1937年号召信徒为坚持抗战，踊跃购买救国公债。对于上海基督教联合会举办的收容所、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救济难民的项目，包括救济犹太人，都踊跃捐款。

值得一提的是，圣彼得堂红色牧师董健吾曾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过杰出贡献。董健吾（1891—1970），江苏青浦人，基督教家庭出身，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曾担任校长卜舫济的助手。1928年，董健吾在西安由刘伯坚、浦化人介绍加入共产党。冯玉祥“清党”时，礼送董健吾返沪，在圣彼得堂任主任牧师。董健吾在上海参加共产党的中央特科，在陈赓领导下，以圣彼得堂为掩护开展地下活动，例如开设“大同幼稚园”掩护革命者子女，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后失踪）。幼儿园关闭后，两个孩子曾经由他带回家中抚养。为保密起见，当时堂里所雇用的花匠等人都是地下党员。圣彼得堂不大，却有四个出口：除了大门和与宏仁医院相连的门以外，圣台旁有一个小门可以通到大街上，还有一个简陋的门与隔壁里弄相连。这是董健吾的精心设计，为了紧急时便于有关人员脱身。周恩来、陈赓有教堂边门的钥匙，曾在此召开会议，李立三、李维汉、潘汉年、冯雪峰等人都曾经到这里来接头，由鲁迅、郁达夫等出面组织的“中国自由运动民主大同盟”在这里成立，以后发展成“中国反帝大同盟”也以此堂为联络处。董健吾还曾将共产党的秘密文件，藏在祭台的下面和教堂辅屋的地板下，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曾经来挖掘。他开办“大同幼稚园”开始时所租用的是圣彼得堂堂董肖智吉医师的石库门房子，他以圣彼得堂主任牧师的名义兼任幼稚园园长，也曾为此向信徒募款。董健吾约于1931年向教会辞职，离开基督教。他的三女董惠芳曾经充当他与宋庆龄之间的送信人，一直信基督教，改革开放后在上海国际礼拜堂当义工。董健吾晚年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来上海视察时，我曾听她谈到过，她对宗教界爱国人士作出的杰出贡献有深切体会，因为她的父亲——红军西路军高级将领刘瑞龙在战争时期就曾得到过基督教牧师的救助和掩护。1936年冬至1937年4月，为了打通与苏联“国际通道”的战略任务，根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体的21800名西路军指战员，西渡黄河作战。进入甘肃河西地区后，西路军遭遇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集团的围追堵截，历经浴血奋战，终因敌众我寡，加之气候寒冷、无后援支持等原因兵败河西。1937年春，刘瑞龙跟随毕占云支队在山里同敌人周旋两个月后不幸被捕。此时，如何营救红西路军失散被俘人员，就成为了我们党的工作之重。年已半百的高金城牧师临危受命，沿着祁连山脉，一路风餐露宿来到张掖。他以甘凉肃抗敌后援会主任的身份，以重新开办福音堂医院为名，收回被国民党第一百师师长韩起功伤兵医院占用的福音堂，并且召回当年他在张掖培养过的学徒张秀玉等人回到福音堂医院协助营救工作。在高金城牧师的掩护和努力之下，刘瑞龙等人作为病人终于被成功营救出来。可叹的是，为掩护红军，高金城后来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活埋在张掖大衙门后花园里，时年52岁。

“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位长者”

吴耀宗先生是中国基督教杰出领袖，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也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他认为中国基督教必须革新,拥护新中国,在组织上、思想上成为中国基督徒自己的宗教。我于1962年被调到全国“三自”，在吴耀宗办公室里当秘书，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有幸与他共同工作了一段时期。当时全国“三自”的办公室在圆明园路169号，与文汇报社毗邻，吴耀宗的办公室在三楼东南角，我隔着玻璃窗就可以看到文汇报主编陈虞荪的办公室。我过去与吴耀宗并不熟悉，没有什么接触，只是在开会时见到他，听他讲话，对他的印象是不苟言笑，极为严肃，因此初到他身边工作时，心情紧张，很怕出差错。后来熟了以后，觉得他还是很健谈，而且平易近人。

我的秘书工作并不繁重，日常工作主要是为他读文件、报纸和中外刊物的重要文章，当时他已年近古稀，由于双眼高度近视，看书写字都很困难，所以要我为他读书读报。他身体不好，全国“三自”的同事们多次劝他不必来办公，有事可以去他家汇报，可是他除了患病以外，每天总是准时来到办公室。吴耀宗对国际国内大事非常关心，每天要读大量书报，每有重要事件，即使文章或社论很长，也要争取当天读完。他听时注意力非常集中，重点的地方要反复读，直到完全领会，他不是囫囵吞枣，而是边听边思考，一篇文章读完以后，他不但能够复述要点，而且很快就能发表自己的体会。他讲真话，讲实活，不喜欢讲套话，无论是与同工，与政府干部说话，都是怎么想就怎么说，非常直率，非常真诚。他又善于分析问题，因此他的发言总是既敞开又有实质内容。他曾对我说起，有次毛主席听了他的发言，曾经夸奖他：“有分析。”他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对我的要求是严格的，可那是出于对青年人的爱护。但他从来没有因为我读错或写错什么而责怪我，如果我有一个字读错了，他也不马上纠正，只是说，你把字典拿出来，去找一找这个字应该怎么读，让我自己学习。吴耀宗是严谨的学者，一直做文字工作，文笔很好，思路清晰，因此他从来不要我为他写发言稿，都是自己写，至多是逐句口授，由我记录下来。他非常严谨，写文章时引文必须核对无误，他不允许工作马虎，随便出差错，有一次发会议通知，有人说没有收到，他就很恼火，说怎么搞的，要去查清楚。

丁光训是继吴耀宗之后中国基督教的又一位杰出领袖，生于上海，是圣公会浙江教区主教，1980年起一直担任基督教全国两会主席、会长、名誉主席、名誉会长，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名誉院长；1989年起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直至去世。

丁光训与曹圣洁

 丁光训担任中国基督教三自委员会主席和基督教协会会长期间，带领我们在新形势下推进“三自”爱国运动。他一直非常强调要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要团结神学思想不同的人，绝对不要做信徒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等。他希望中国教会宣扬的上帝是爱人类的，教会要重视理性，高举伦理道德，讲真善美。1996年第六届全国会议后，丁主教从全国两会退休，但仍担任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

在我的印象中，丁光训温文尔雅、知识渊博，非常有思想，也非常爱国。1984年我曾随他赴澳大利亚访问，当时国外人士对中国基督教并不了解，有很多误解和谣言。彼时我们参加一个访谈栏目，听众可以随时打电话进来交流，而丁主教英语流利，思维敏捷，言语幽默诙谐，应对自如，不仅澄清了许多国外人士对于中国基督教的误解和谣言，而且阐述了中国基督教的实际情况。

他对基督教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内的走向有很多的思考和建树，常常从神学、哲学和思想的深度来进行探讨。他认为我国基督教能否中国化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曾提出神学思想建设，认为时代在进步，基督教神学思想也必须与时俱进。他曾说，我们讲适应社会主义，主要是神学思想上的适应。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做的很多事情的确是为国家、为人民谋福利，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成就举世瞩目，譬如用地球七分之一的可耕土地养活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真的非常伟大。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与基督教的很多观念是相通的。

在工作中，他对于我们这些学生、后辈也非常尊重，提出意见时常以商榷的口吻。记得我在负责编辑《赞美诗（新编）》时，他非常重视中国信徒的创作，曾在给我的信中，建议每次礼拜应该唱一首中国赞美诗，说我们主张“三自”，却不唱中国诗歌，岂非成为一种讽刺？我在讨论《丁光训文集》时说过，我很赞赏他在文集中所表达的神学思想的基本态度，就是欢迎时代的进步，肯定“三自”道路的正确，要求树立正确的圣经观，强调灵性生命和道德生活的统一，这些都是基督教中国化神学宝库中的精髓，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与重视。

记忆犹新的联合国千年大会

2000年8月28日至31日，我作为中国宗教代表团的一员，参加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宗教与精神领袖世界和平千年大会”，和来自世界各地、代表13个不同宗教信仰（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印度教、耆那教、巴哈伊、犹太教、祆教、日本的神道教、天道教，以及非洲传统宗教等）的代表，共商和平大计。其中，中国代表团共7人，五大宗教中佛教有汉传、藏传代表各1人，基督教代表有2人。参加此次会议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宗教的国际影响和独特责任。基督教在欧美国家有较大影响，在反华政治势力左右下，境外长期大量进行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负面宣传，我在基督教协会的工作，相当大的部分就是通过广交朋友，说明事实真相，分享对中国的宗教政策、法令的感受，尽量减少境外广大基督教徒对中国的误解。

2000年曹圣洁（左一）参加联合国“宗教与精神领袖世界和平千年大会”宗教代表团

 该会是联合国在世纪之交召开的重要会议之一，从联合国角度看，当今世界争端不断，很多都和宗教有关，虽然宗教领袖在解决冲突时起了很多作用，但只是个人的作用，这样一次会议，就是要动员宗教领袖发挥集体力量，制止冲突，推动和平。会议秘书长巴瓦·简（Bava Jan），印度人，信仰耆那教，一直鼓吹非暴力运动，他是这次会议的主要发起人。

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天主教傅铁山主教，团员有藏传佛教嘉木样活佛、汉传佛教圣辉法师、伊斯兰教陈广元大阿訇、道教闵智亭道长、基督教韩文藻（时任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和我。我对以上几位印象最深的是闵道长，他到美国去竟然没有行李，只随身带一个小包裹，真是“云游”了。除了我们七个正式代表外，国家宗教事务局叶小文局长任代表团顾问，此外还有十几个随员，包括国家宗教事务局其他官员，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记者及一个高级翻译。每天会议结束后，他们要做很多幕后工作，包括新闻报道，非常辛苦。

在筹备会议时，秘书长巴瓦·简曾于2000年5月到中国，跟叶小文局长会谈，希望中国组团参加。当时叶局长表示，我们很支持这个会议，但有三个问题，第一，不能让台湾作为国家参加；第二，不能邀请达赖；第三，不应该成为政治上互相攻击吵架的会议。巴瓦·简对此均表示同意，据说双方还签了协议。会议的主要精神是：发扬宗教促进和解宽容的精神。大会有四个议题：号召宗教对话；转化冲突；朝向宽恕和解；消除贫困和环境恶化。我们代表团的方针是：以我为主，正面宣传，广交朋友，积极应对，但不主动挑起问题。

曹圣洁（左一）、叶小文（左二）出席在亚特兰大举行的《圣经》展开幕式

 会议开幕时敲了非常大的鼓，响彻云霄，震撼人心。开幕式上除了讲话，大部分是各宗教代表性人物进行祈祷，各宗教的祈祷形式不同，好像在参观宗教礼仪展览。中国代表团由闵智亭道长做祈祷，他的祈祷文四字一句：“世界和平，永无战争，人类和睦，亲同家人，国家统一，社会安宁，民族亲善，各教共荣，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时和岁稔，十方善信，福寿康宁，吉星照临，灾障不侵。”他读起来声调起伏，抑扬顿挫，颇具道教特点。

中国代表团正式发言的是傅铁山主教，他介绍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情况，也讲了中国人爱好和平，主张和平相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发言中强调宗教信仰是千差万别的，但宗教都提倡慈悲宽容，和联合国宪章精神相符合。

会前虽然秘书长巴瓦·简答应了中国政府的三个条件，但是事情的进展还是遇到曲折，主要是第十四世达赖问题。秘书长说，他来中国前，已经和达赖联系过了，告诉他这个会因为是联合国召开的，要求主权国家参加，不能请他参加。达赖起先表态支持这个会，说自己参不参加不重要，但是很多美国人给秘书长施压，一定要达赖参加，所以后来秘书长妥协了，同意达赖写一封信在大会上宣读。当会议宣读达赖的信时，中国代表团只有我、圣辉法师等三个人在会场，我们在众目睽睽下退场表示抗议。刚出会场，外面就有记者采访，问为什么要退场，圣辉法师讲达赖是打着宗教的旗号搞分裂。记者也采访我，我说达赖言行不符，他口口声声讲宗教慈悲，做的事情却是搞西藏分裂。开会期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还特别采访达赖，本来中国代表团团长傅铁山没有计划到CNN讲话，看到采访达赖了，我们也要求他们采访中国代表团，傅铁山也上了CNN，驳斥“中国侵略西藏”的谰言。

我们退场只有这一次，第二天照常参加会议，这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是要把会议搞乱。这样做的效果很好，后来安南有个评论：中国代表团坚持主权原则，但也表现了和国际社会充分合作的姿态，令人钦佩，感谢中国宗教领袖在会议上的表现。

走向境外的中国《圣经》出版故事

改革开放以后，我多次出席国际宗教会议、接待外国领导人和宗教领袖，积极做好在沪外国人英语专场礼拜的讲道等工作。除了接待来访人员，我到过19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国际会议，与政界、基督教界著名领袖都有过会谈。最重要的活动是主持在中国香港、美国洛杉机、德国科隆等七地举行的“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圣经》是基督教主要经典，“文化大革命”中被销毁殆尽，改革开放以后，基督教经多方努力，在南京成立了中外合资的爱德印刷公司，以先进的技术印出大量《圣经》，2000年后已累计达3000多万册，及时供应信徒需要。这也是国家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有力标志，可是这个事实在境外却鲜有人知。基督教全国两会决定以此为抓手，走出去进行宣传，于2004年8月先在香港开办展览会，以图片、实物介绍《圣经》在我国的翻译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印刷及内部发行情况，信徒热爱《圣经》的感人故事，使香港基督徒大受震撼，观众达3万人次。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也出席了展览开幕式并剪彩。

2004年8月，曹圣洁与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

 由于《圣经》是全世界基督徒共同诵读的经书，这个主题很有吸引力。我们在展览会上同时介绍有关基督教的中国音乐、艺术。由于境外友人大力支持等因素，展览会受到广泛关注，效果显著，好评如潮，不仅使境外基督徒正确了解到中国基督教情况，也对中国文化有所感悟。为此，我还专门在全国政协第十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作了汇报发言。

之后，在美国前总统卡特等人的支持和我国宗教局同志的努力之下，该展览于2006年4月至6月在美国的洛杉矶、亚特兰大、纽约进行巡回展出，卡特还出席了在亚特兰大的开幕式并讲话。我们陪同他一起参观了展览并亲切留影。卡特对上海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二战时他曾参加海军到过上海，还去过上海国际礼拜堂。此次开幕式气氛非常融洽，大家还手拉手举过头表示团结。之后，展览于2007年6月又在德国科隆、巴伐利亚展出，深受欢迎。

2006年4月，曹圣洁陪同美国前总统卡特参观《圣经》展

基督教中国化道路任重道远

多年的教会工作，也令我深刻感悟到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近代基督教于19世纪借着列强的侵略势力，由欧美大规模传入中国。大多数外国传教士抱着救人灵魂的宗教热情，深入穷乡僻壤进行传教，有的也为中国人民办了些好事，但是由于他们自身所受的教育的局限性，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文化中心”的思想贯穿在传教内容之中，基督教被称为“洋教”就包括这方面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以后，基督教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爱国运动在政治上使基督教与中国人民同步前进，神学思想建设的开展使基督教认识到在基本信仰不变的前提下，需要从思想上适应新社会，这些都是基督教走中国化道路的举措。然而要使基督教完全成为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宗教，绝非易事。基督教中国化的道路任重道远。

当前需要努力的是使广大信徒明了，我们是中国人，一定要摒弃基督教信仰等同于西方文化的错误认识，只有把它转植到中华文化语境中来，才能适应生长环境。中国基督教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与其他信仰的人民保持和谐关系，共同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基督教中国化并非要割裂中国基督教与普世基督教的联系，基督教融合于中国文化也并不意味着拒绝普世基督教一切有益的研究成果和工作经验，基督教素来重视国际联系，今后仍需进行。但我认为相比之下，我们当前须以更大的力度做好国内工作。只有在中国化的道路上取得扎实进展，我们才能在国际上有更大的话语权。

本文由曹圣洁口述、姚玲整理，选自2022年第1、2期《上海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