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耀宗先生的逝世是我国基督教一大损失，也是我国人民一大损失。我们发表文章纪念吴先生，不是仅仅出于个人感情，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吴先生对教会、对社会、对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使后代更熟悉先人经历过的斗争，从而能更好地知所抉择。

我国基督教老一代神学思想家最难于摆脱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教养所加于他们的桎梏。他们是有偏见的，突出的表现是：正当历史的发展已经把社会的根本变革这一命题无可避免地向人们提了出来的时候，正当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在共产党领导下如火如荼地在进行着，解放区已经出现，并且在日益成长、巩固、扩大，要求每个人对之表示自己的态度的时候，这些神学思想家暴露了他们极度的盲目性、片面性、局限性。他们一叶障目，想当然地认为，只有西方的和国民党的那一套，尤其是国民党以基督教信仰点缀起来的那一套，是正统的，稍加修补便可以适用于救国，其他一切都处于视野之外。只要看他们当时的著作，我们就可以发现，在他们的视野里，中国人民解放运动和解放区这些客观存在，这些铁的事实，竟然是不存在的，即或存在，也不过被他们视为一时的不正常现象，无足轻重，不值得加以研究，少数人则给这些事实一场怒骂以泄其愤。这些神学思想家大多要到我国解放以后，才开始严肃对待人民解放的课题。

唯有吴先生真正重视历史，在三十年代之初就觉察了我国人民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开始寄希望于它，并且使自己在神学上和实践上同它结合，带动许多青年基督徒投身人民事业，同时从中获取神学营养。吴先生觉察到，神学家在上帝面前和人民面前有其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许多神学家名义上以神为研究的对象，标榜客观和超脱，似乎高高在上，事实上他们的阶级性在起作用，他们所写所讲大有政治含义，往往与列强以及国民党声息相通，客观上成了欺骗、压迫人民，使人们安于不翻身、不解放状态的喉舌。吴先生就大声疾呼起来，要求教会回到先知和基督的立场，站在人民一边，为正义作见证而不计代价。正由于此，他遭到教会领导层和国民党方面很多非难打击。其实，正是吴先生，使中国基督教开始具有一点新的特质，在中国人民间树起一个新的形象。

我接触吴先生是在三十年代中期。那时，吴先生是一位处于最后阶段的唯爱主义者。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他还会表明自己在一切情况下反对使用武力的信念，但是他已经不主动宣传这非暴力的一套了。他讲得特多的是中国基督徒有个爱国的问题，有个中国怎样有救的问题。他说，基督徒仅仅关门修灵，或者寻求一己的得救，谋求取得死后进天堂的保证，这仍旧是自我中心，仍旧是从私字出发，是不足为训的。基督徒应当了解，有个社会制度的问题。中国的社会制度必须根本改造，个人的改造才有了条件，而当前首要的是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必须改造中国的政治，使之适应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吴先生在演讲中介绍耶稣怎样站在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一边，不惜为他们的彻底解放而忍受十字架酷刑，流出自己的鲜血。耶稣这样的素质同天地的根本大法相融和，是永生的。吴先生宣称，这位耶稣是他的基督、中心，从他得到丰富的生命，也从他认识到，使大众得到丰富的生命是人生的无上意义。

即使在恭听吴先生演讲的时候，我一只口袋里装着希腊文生字本，另一只口袋装的是几个世纪前英国国教圣公会<三十九条》的系统神学教材。我当时所受的教育导致我浸沉在基督的神性、人性和他在救赎奇功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问题。像吴先生这样把耶稣放回到当时历史和当前现实中去的基督观，对我十分清新，在基督教信仰上为我打开了一个我过去还不知其存在，更没有进人过，而现今正在向我招手的领域。当时我一方面以超世自居，有看破红尘之意，一方面对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而丢失东北三省，也很不满意，对有的同学醉生梦死竟谈论“中国亡给谁好？”更觉气愤。看到吴先生能把对基督的热爱和对祖国的热爱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看到他由于忠于基督而成为一个对真理、对理想、对人民具有如此巨大热情的人，我作为一个有所追求的青年，感到喜悦，感到这里是我追求的方向。

我至今认为，吴先生在上帝观上批评片面强调上帝对人世的超越，突出他内在于自然，内在于历史，内在于人民的运动，在神学上和政治上都有其启蒙作用和解放作用，为基督徒投身救亡爱国运动开放了闸门，同时也挽救了一部分基督徒，使之免于成为教人消极忍受痛苦的安眠剂或止痛剂。

我到今天也还不是一个全盘理解和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不过我对马克思从恶感到好感的转变，也是当时受吴先生的影响。此前，我从来没有直接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任何著作，只从西方和国民党以及我国某些知识分子那儿知悉，马克思主义简直是洪水猛兽，已经被驳得体无完肤，是个一无是处的主义，不值得一顾。可是吴先生在演讲中对马克思主义抱开明态度。他引用过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下列一段话：

“劳动给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

当时我感到震动，因为这一段话是如此真切中肯地描绘了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所用的语言又是那么美，那么动人，却出之于马克思主义者之口。这不但促使我更加同情社会压迫的受害者，它也促使我开始不那么轻视马克思了。从这件事也可以说明，今天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毫无水平的围攻鼓噪，正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能阻止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日益扩大。

重视历史，把传统基督教所看不起的人类历史从地上拾起来，用人民的观点加以观察还其本来面目，在其中找到基督徒的使命和完成使命的同路人，这就是吴先生的理论和实践不同于其他神学思想家的地方。同今天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所达到的高度相比，吴先生当时在基督论和解经学方面的完整性上有所不及，但在方向上他无疑是第三世界神学演化的前驱。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较多领受吴先生教益之后，我再次见到吴先生是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人民解放军正在解放南京、上海的时候，吴先生为了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来到布拉格，当时我作为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干事也从西欧来到捷克访问该国的基督教学生组织，吴先生同我有一次较长的会面。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前夕。

那次吴先生向我介绍了解放区欣欣向荣的情况，特别是人民群众翻身做主人所带来的新型的精神面貌和人与人的关系。他引用《马太福音》第25章说明，共产党人口头上否认基督却实践了爱，而基督教口头上不停地承认基督，实践上却没有能彰显他，因为没有对大众的爱。

我问了吴先生一个他想不到我会问的问题。我问：新中国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政府要取消宗教，你是否还拥护新中国？吴先生说我太听信了国外所谓解放区迫害宗教的许多谣传。他说：“退一万步来说，只要祖国是美好的，那么，即便宗教受到打击，我还是爱祖国。”然后吴先生向我解释，在新中国，一切问题可以通过协商来妥善解决。他讲解了统一战线在新中国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来龙去脉。他表示，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从根本上说来将是有保障的，但实践上一定会出现各种问题，需要对干部和对信徒双方经常进行政策教育。看来当时吴先生同我国许多教会领袖一样，主要强调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却没有渲染中国基督教不能躺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上睡大觉。基督教要在新中国存在下去，要取得同中国人民进行对话的地位，从而为福音作出见证，还得重视其自身改造的问题，也就是三自的问题，那时吴先生还没有谈到这一点。

那次吴先生也谈到，对基督教信仰来说，天国的来到是个超历史的盼望，我们不能说新中国就是天国，或者直通天国，但是基督徒不能由于这一盼望而无视历史以内的任务;这些历史任务的完成和超历史盼望的实现，决不是互不相关的;至于如何相关，这是一个重要的神学课题。我当时领会，吴先生所谈的，大体上和西方一些既要忠于教义，又要进人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神学家所提出的至终性和次至终性概念相吻合。至于这二元观点的统一，那正是要我们予以解决的一个召唤。吴先生在这段谈话中所流露的思想，已经包含了日后被归纳在“爱国爱教”一语中了。

我从日内瓦回到中国，是在我国解放之后。一九五四年起我又常同吴先生在一起。

如果吴先生在解放前在神学观点上较多致力于上帝论、基督论和伦理方面，解放以后，就他的公开言论来说，他更致力于教会论。

基督教在任何国家应当实现自治、自养、自传，成为本国的宗教，这是第三世界国家一切教会在教会论上必须放在首要地位的命题。这本来是老调，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就有先知先觉的西方传教士和本国信徒如此提倡了。可是这始终是一个高调，大家只唱不做，极少数人不过在很小的范围里和在较短的时期中作出一些成就。唯有吴先生在我国解放之后，利用祖国独立自主的形势，以高屋建瓴的姿态，领导全国信徒一鼓作气地付诸实践。这是一场群众运动，又发生于一定历史条件之下，有不少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曲折，这是势所难免的，但三十年来，这一三自爱国运动至少产生了下列良好结果：

（一）基督徒爱国不后于人越来越成为事实，“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这种情况，如果曾是事实，也越来越成为历史陈迹，许多基督徒在祖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上正在作出贡献。

（二）中国基督教在人事、组织、经济、政治等等方面已经实现了独立自主，成了一个自办的宗教，为今后一个富有中国特质的基督教的问世奠定了基础。

（三）由于以上两个原因，我国越来越多的有识人士对基督教改变了看法，他们不再把它视为洋教，它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正常化。

以上变化，对基督教事业来说是重要的，对我国的安定团结来说也是重要的。我们饮水思源，首先固然想到上帝的厚爱和恩遇，但接着就不能不想到上帝合用的器皿吴先生坚强的信心和他果敢的精神。

三自旨在谋求我国基督教的独立自主。基督教在任何一国只有独立自主，摆脱外国政治势力的利用和历史传统的拘束，才能让基督的光芒得以射过本国文化的棱镜，发出异彩。这种异彩国人对之既深感亲切，国际教会对深藏于基督里面的丰富也因之而更得启发，从而一个特定国家的教会对普世教会才谈得上“贡献”二字。我们知道，如果一国教会不独立自主，不走自己应走的路，那么普世教会中的分享交流和互相依靠云云，都是有名无实的。

今天中国基督教三自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中国基督教的文化改造和文化建设比政治归属问题的解决更为艰巨。当我们想到，我们在神学战线上至今举步不前，受到许多老框框的束缚，我们在崇拜生活上至今保持着那么多洋的、老的东西，和三自的口号很不相称，我们深感有负于吴先生等先行者的初衷。我希望今后的三十年将是三自运动向文化的深度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中国基督徒将以中国自己的问题和心得开路，更深地进入基督，发掘出其内蕴的真理宝藏，这样也可以告慰于吴先生。

五十年代中到六十年代中是我同吴先生交往比较最为密切的时期。除了工作问题之外，我们常在一起探讨在我们二人之间渐渐命名为“神学建设”或“神学路线”的一些问题。探讨这类问题完全是我们两个基督徒私人之间的交心，我至今常把这种探讨同在吴先生家里吃鱼生粥的早餐联在一起。

在那些谈话中，我发现吴先生对保罗有高度景仰，并不因为当时有些人专事突出保罗因信称义，借以贬低教外不信主的革命者，挑拨信徒同他们的关系，面对保罗产生什么成见。吴先生认为，保罗的特殊贡献在于把犹太的智慧和崇拜扩展到世界。他使基督福音脱出犹太教的外壳，使之可能成长而为普世人类的财富，这一突破在世界史和世界文化史上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从造成这一突破来说，保罗是一位伟大果敢的叛道离经人物。当时提出因信称义决不是要制造信与不信的对立，它正是一个调和受割礼者和不受割礼者之间的对立的口号。因信称义就是不因割礼称义，它大有克服犹太民族狭隘性，扩大视野，宣传上帝面前世人一律平等的解放作用。基督教之得以从犹太教内部的一个小宗派转变而为世界宗教，保罗的功劳是特大的，他实在是一位出众的宗教改革家。五十年代上半期我国基督教中刮了一阵小小的风，利用因信称义的教义把不信基督的一概归入不义之列，政治上固然是反动的，神学上也实在是错误的，大大曲解了保罗的精神实质。

今天回顾，如果保罗当日起了那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作用，吴先生发起三自，也是一个可以与之比拟的开辟历史新阶段的创举，运动的目的也在于使基督教摆脱某些狭隘性，使之得以成为无愧于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祖国人民的宗教信仰。

我们时常谈到，一个以信与不信为运转轴心的神学是单薄的，基督不过为我所用，用来使我得救，使我得到平安，说到底还摆脱不了自我中心，这是对保罗神学的一种背弃。如果我们不各取所需，不先入为主，让《圣经》的全部总和向我们说话，发现《圣经》启示的最高点，那么，我们会看到，上帝关怀所及大大超过一些承认他的人，也大大超过一个信与不信的问题。像〈希伯来书》说基督是“承受万有”和“托住万有”的，《歌罗西书》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还说“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如此等等，对处在人民翻身之后的新中国的我们，不能不有所启发，我们不能不加以重视，据以进行我们的神学想象。

吴先生不喜欢那种把创造主和救赎主对立起来的神学路线。那是古代诺斯替异端的重演。他热情支持倾向于强调上帝的创造工作、救赎工作、圣化工作的统一的思想。古代教会一些会议所作结论的要旨不在于强调三位的分立和同等，更不在于把创造、救赎、圣化视作三个历史阶段，而在于保住一条重要真理：三位正代表着独一上帝恒常性格的几个方面。吴先生对圣灵的圣化工作特感兴趣，认为圣灵是人间一切价值和德行的根源，反对将圣化活动局限于教会和它的正统礼仪之内。

吴先生对将恩典和自然对立起来的种种说法很有反感。要是自然果真是那么败坏，成了恩典的绝对对立物，那么，创造主和救赎主必然具有本质的差异。既然恩典得否定自然所呈现的全部真善美，那么，基督同人类毫无共同点，他从神界的彼岸进人人世，对世人来说，是个十足的异己分子，这样，真正的道成肉身也给否定掉了。

也许有人要问，吴先生这样把整个创造（不仅是救赎问题）作为神学处理的对象，把整个人类（不仅是教会）作为神学关心的目标，把整个宇宙（不仅是基督信徒）作为基督临驾和圣灵作工的范围，即便更符合《圣经》的总意，难道不仍是在钻牛角尖，毫无现实意义吗？

我想现实意义是很大的。吴先生是在从神学上帮助基督徒扩大视野，使他们从鄙视世界和历史转到重视世界和历史，从疏远人群，忽视人群祸福转到爱护人群，关怀人群祸福，让他们在信与不信的矛盾之外，更看到善与不善，正义与非正义，顺着历史潮流前进与逆着历史潮流倒退的诸种矛盾。这对那些渴望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的基督徒走向现实和走向爱国主义，具有解放作用。

吴先生认为，某些宗教有其鸦片作用，这无可否认，但把任何宗教现象都一律用“鸦片”二宇加以概括，那是危害极大的简单化。在特定情况下，不同的神学观点可以起不同的作用，有的起麻醉作用，有的起启发思想的作用，有的对反动统治起保卫辩护作用，有的对之起批判作用。像反映我国三自爱国运动的神学思想，就不能同解放前后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歌功颂德的神学思想相提并论，一概归纳为“鸦片”二字的。麻醉是宗教所起作用之一，但不是宗教所起的唯一作用，也不是宗教在一切情况下所起的主要作用。

我在这里把我所知道的吴先生本人临近晚年那时神学观点若干片段略作记述，借以说明吴先生的思想始终是活跃的，也是不断深化的，一直到他的晚年，他还在进行精神劳动，力求在他主观认识和客观存在之间达到更高度、更完整的统一。

吴先生这样一个人不可能没有敌人，也不可能没有一时听信敌人的谣言的误解者。从三十年代起就有人乱扣“异端”、“不信派”、“无神主义者”、“共产党”等等的帽子。世界上的确有这样的人，他们以属灵自居，似乎超然物外，与世无争，而在对待别人的时候，却又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他们因为吴先生拥护人民事业，就不择手段地诋毁他。记得有人以吴先生所写的一本取名《没有人看见过上帝》的书的书名为根据，硬说吴先生写书宣传无神。其实吴先生是引用《约翰福音》中的半句话，所要带出的正是道成肉身的真理，因为那下半句就说，“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吴先生的书和他的一生无非是向人们指明，在基督身上，那不可眼见的上帝的性格是彰显了出来。吴先生呼唤人们来看，来认识，来崇敬，然后按所得启示去付诸行动。

其实，吴先生对基督的信仰是最为坚定不移的。我不知道中国有哪一位基督徒能像吴先生一样，不但坚守自己的信仰，而且不断就基督真谛同一些无神主义革命同志细心进行对话。有好几位党政领导干部都谈到过吴先生生前如何把自己的信念向他们传述，其中有的还因此发生了阅读《圣经》的兴趣。那些攻击者对此岂不应当自觉羞愧吗？

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在追求属灵，可是他们每每没有深入到<圣经》中去好好钻研一下“属灵”二字的含义，结果流于轻信，捕风捉影，如同打空气一样，甚至受骗上当。我认为，如果属灵就是属于圣灵，归属圣灵，如果我们按照基督教导，用一个人所结出的果子来判断这个人，如果圣洁、正直、公义、慈爱、信心、盼望都是圣灵的果子，那么，吴先生在他人格深处是最属灵的。他对黑暗和罪恶恨之欲其死，对光明欢乐的新天新地爱之欲其生，这种感情难道不是圣灵启发引导的结果，而是个人的自我创造吗？

记得吴先生曾经多次精辟地告诉大家，祈祷的意义不在于促使上帝改变他圣善的旨意，使上帝去为我们做违反他本性的事，而在于开启我们自己心灵的窗户，让上帝的阳光照临我们内在的黑暗，融化我们的顽固，改变我们的成见，使我们的思想、感情、言行、赞美，都同上帝的性格合拍，符合上帝的节奏。这是最高超的祈祷观。如果一个人在灵修上不具有真正的经验体会，在钻研<圣经》方面不具有深邃的教养，他能凭空产生这样的领悟吗？

吴先生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基督教的骄傲。上帝只能通过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教会铸造出这样一位思想家和实践家。我们解放前任何一位其他神学家，由于他们对人民这一历史上的重要因素带着恐惧，对中国人民解放运动这一历史上最大现实具有当时无法克服的盲目性和成见，置这个运动于他们神学视野之外，他们的神学工作的价值就怎样也高不起来，怎样也不能同吴先生相比，尽管国外至今还有些人把他们的著作视为珍宝，而把吴先生当作异己。

我认为，我国传统的“寿终正寝”也好，西方传统的“永享安息”也好，都不能用来作为吴先生这样一种生命的结束语。在中国和第三世界不少其他国家，他的见解今天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基督徒所接受，正在发扬光大，虽然其中不少人未必知道吴耀宗这个名字。我愿意这样来设想：今天，在一个更加接近上帝的光明所在，吴先生正在继续寻找真理，继续实践真理，继续他的祈祷、侍奉、崇拜，也继续和我们同工，加益于我们的努力。